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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日期:2017年01月11日
 
 
    编者按:9月26日,我所举办了2006年度第4期中青年论坛,公共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张璐琴做了“中韩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对比分析”主题报告,论坛由科研处处长姬鹏程主持,汪海副所长参加论坛并进行了点评,我所青年研究人员积极踊跃参加并进行了互动交流。张璐琴于7月16日-8月12日赴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做访问学者,对韩国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完成“中韩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对比分析”英文报告,本次青年论坛是对其韩国访问学者项目的总结汇报。现将主题报告的重点内容编写成《韩国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一文刊登。
 
    韩国在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极为薄弱的工业基础条件开始了现代经济增长历程,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多次改革与发展推动的经济成功转型,对具有相似经济发展背景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韩国经济转型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特征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韩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年均为9%,很少有国家增长这么迅速,而发展的起点看起来又如此希望渺茫。因此,韩国经济转型被视为一个奇迹。

(一)韩国经济转型的阶段特征

韩国经济以创造“汉江奇迹”为起点,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后期,建立了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和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江汉奇迹”。由政府主导建立市场,扮演企业家角色,扶持大企业发展;调动大规模投资,兴建大量基础设施,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推动“新农村运动”,促进农民增收,为平稳跨过刘易斯拐点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显现。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遇到石油危机时,政府主动推动韩国企业到中东进行建设和开拓市场,短期内缓解了外汇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然而长期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峻,而且政府对企业的信用担保还滋生了道德风险,导致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举债,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的第一次转型,重点是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经济自由化。受国内外经济不利因素影响,80年代初期,韩国经济陷入“滞胀”,经济增速大幅回落(1980年甚至降至-1.9%),物价飙涨(1979-1981年年均为22.8%)。韩国政府开始决定进行经济转型,于1979年4月实施“经济稳定化综合措施”,主要内容包括缩小重化工业投资政策、改善金融政策、维持紧缩财政、抑制不动产投机、满足民生必需品的供需及稳定物价等。然而,借助1983年后世界经济出现持续复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低油价、低美元、低利率的“三低”因素以及1985年汉城亚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等契机,韩国经济迅速出现了罕有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也正是由于经济景气繁荣,经济转型政策未能得到彻底执行,减弱了改革的急迫性。从1991年开始,韩国经济又出现增长减速的迹象,GDP年均增速从9%左右逐渐下降到7%左右。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屈服于压力,提出对策以阻止经济减速。政府放松了国内银行和大型企业集团获得国外廉价资本的管制,鼓励大型企业集团进一步提高投资率,以维持之前的经济高速增长。1996年,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动快速的经济自由化。但是,全球高科技市场的疲软(主要是半导体电子产品价格下跌)、日元贬值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市场的动荡,破坏了企业集团和韩国银行的财务状况,爆发了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客观地说,这一阶段的韩国经济转型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取消价格管制、取消内外贸差别政策、国有银行实现民营化、利率市场化得以完成、推动进口自由化等,但仍延续了政府主导企业进行投资扩张的模式。
三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至2008年的第二次转型,重点是继续改变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促进国内消费增长。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企业被强制出清,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援助,韩国接受了IMF的改革措施,将危机转化为改革的良机,1998年初起推行“4+1”经济改革,即金融、企业、公共部门和劳动四大改革和政府减少干预,加快开放市场的一个承诺。在金融改革上,设立专业监管机构,重组金融机构,强化金融规范,陆续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促进金融市场深化等举措。在企业改革上,禁止企业的交叉持股与相互借款保证制度,要求大企业集团采用国际会计制度,缩减企业负债比率,要求大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并与中小企业合作,加强企业大股东与经营者的监督权责。在劳动改革上,成立由劳方、资方、政府组成的三边委员会,负责处理失业问题,稳定劳工市场,废除企业终身雇佣制,加强就业培训和强化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及完善失业保险等社会安全网。在公共改革上,精简政府组织,简化行政手续与便民措施,简化复杂的课税体系,推动国营事业民营化。经过四大改革,韩国经济体制显著改善,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政府对经济的支配作用大大削弱,市场主导地位日渐增强,民营资本进入使得经济焕发新活力。从2000年开始,韩国经济实现了“V”型复苏,并于2001年重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03年,韩国影视、音乐、手机及电子游戏4个产业出口额首次超过钢铁,韩流开始席卷亚洲,三星、LG成为消费电子行业的全球知名品牌。在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推动下,韩国得以继续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速。
四是2008年至今开始第三次转型,重点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发展创造型经济和强化民生投资。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韩国经济增速疲软,投资、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消费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青年就业难等问题给韩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压力。2013年,韩国总统朴槿惠提出“三位一体”的治国方略,即振兴经济、国民幸福与文化繁荣,提出要推动韩国发展战略从国家中心向民生中心的转型,并将其作为实现经济民主化的重要举措。然而,经济民主的目标不可能超过经济增长,振兴经济被列为头号任务,韩国政府认为通过发展创造型经济,能够惠及全民,提高国民幸福水平,从而实现经济民主化。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是发达经济体竞逐的焦点,而创意的主体则是中小企业或者个人。2014年,韩国发布了《经济改革三年计划》,强调推进基础坚实的经济、充满动力的创新经济、内需和出口均衡的经济三大核心战略,目标是使韩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提升至4%,就业率达到70%,国民收入增加至4万美元,不断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开辟“国民幸福经济时代”。2012-2014年,韩国GDP的增速分别为2.3%、2.9%和3.3%,但2015年回落到2.6%,经济显示出低迷态势,2015年,20-29岁的劳动人口失业率增至41万人,创15年以来最高纪录,受日元、欧元贬值的影响,出口市场的竞争力被削弱。面对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等内外部环境的挑战,韩国总统朴槿惠在2015年的《对国民谈话》中提出推进公共部门改革、劳动改革、教育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四大改革”内容。劳动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创造就业,公共部门改革要求政府职能、事业项目和预算改革,教育改革要求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金融改革要求科技与金融相结合。

(二)韩国制造业创新3.0战略

韩国制造业门类齐全、技术先进,造船、汽车、电子、化工、钢铁等产业在全球占重要地位,但随着中国和日本等国的发展,韩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出现下滑态势,根据2013和2014年1-10月韩国贸易特化系数[1]显示(见表1),汽车、电器电子(IT)、化纤服装、精密器材、造纸的出口竞争力同比均出现下降,仅有造船和一般机械的出口竞争力出现上升,贸易特化系数下降的五个行业占2014年韩国总出口规模的48.9%,其中IT和汽车占比分别达到25.6%和13.6%,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对韩国制造业发展产生较明显的负面影响。
表1  韩国七大行业2013、2014年1-10月贸易特化系数变化

行业
年份
汽车及零部件 纤维服装 造纸 IT及零部件 精密器械 造船 一般机械
2013 74.8 6.7 33.2 30.4 35.2 91 11.2
2014年1-10月 69.7 1.3 29.3 29.9 34.2 91.2 13.6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
针对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滑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韩国在2014年6月推出了《制造业创新3.0战略》,2015年3月又公布了补充完善后的《制造业创新3.0战略实施方案》:
一是战略目标明确,以促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创造新产业,提升韩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为目标。将长期规划和短期计划结合,大力发展无人机、智能汽车、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医疗等13个新型动力产业,将1/3的20人以上的工厂改造为智能工厂,计划在2020年之前打造10000个智能生产工厂,提升韩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充分发挥企业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韩国政府致力于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对智能工厂、融合新兴产业等的投资,以不到10%的政府直接投资,吸引约230亿美元的资金,并重点扶持和培育数量庞大但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方案,计划到2017年培育10万家中小型出口企业和400家出口额达1亿美元的中坚企业,建立合理健康的企业结构。
三是重视提升韩国制造业的“软实力”。重视工程工业、设计、软件服务、关键材料和零部件研发、人员储备的发展,计划到2017年前向3D打印、大数据和物联网等8项核心智能制造技术投资1万亿韩元,尽快缩小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

(三)韩国中小企业扶持计划

韩国政府将扶持中小企业作为经济民主化和提高国民幸福的重要措施,中小企业扶持计划体系已较为完善,主要特点:
一是扶持政策具有动态灵活调整机制。20世纪60年代,韩国中小企业发展刚起步,对其扶持政策主要注重于法律支持,1966年韩国实施《中小企业框架法》,1968年在商务部下设中小企业司,负责处理逐渐增多的中小企业相关事务,针对当地工会颁布了《中小企业合作法》;20世纪70-80年代,支持重心向政策支持转变,出台一系列推动出口和技术设备更新的政策,鼓励生产的本地化,降低对进口商品的依赖程度;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重心转向了重组和创新,1994年出台《地区中小企业法》,并设立了信用担保,进一步促进了特别支持区中小企业的发展;21世纪开始进一步从法律法规和金融上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2001年实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法》,2005年启动由政府支持的组合型基金KVIC,为技术创新领域的中小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与外国投资者合作,致力于打造全球网络,截至2014年该基金管理资产已达15亿美元,对超过150家的风投公司和收购公司进行投资,每年还向风投基金注资2-3亿美元[2]
二是建立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韩国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组织和生产销售等全方位的支持。
在资金支持方面,韩国有两项代表性的政府计划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即信用担保计划和政策性贷款。前者主要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高交易成本和缺乏担保等导致市场失灵,引起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展至今,包括以普通中小企业作为援助对象的“韩国信用保证基金”、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要援助对象的“韩国技术信用保证基金”和以培育本地区中小企业为目标的“韩国地方性信用保证财团”;后者包括了支持产业开发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韩国产业银行(KDB)、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韩国中小企业银行(IBK),以及韩国财政企划部和韩国中小企业厅(SMBA),其中的韩国中小企业厅是政府政策性贷款的最大提供者,这些银行和政府部门为中小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政策性贷款,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在技术支持方面,韩国政府通过通产部和中小企业厅把技术革新开发作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对通过评估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开发资金,对产学研共同开发的科技产品实行优先购买制度,并通过中小企业振兴公社促进中小企业的结构改善和信息化。
在组织支持方面,建立了非营利性的中小企业振兴公社,并向新创企业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简化手续,节省企业的时间成本和管理费用,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对首都经济密集圈以外的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在初创期减免各种税金,对计划创业的中小企业提供创业咨询和工作性论证等。
在生产销售方面,韩国政府限制大企业在部分行业的参与和扩张,韩国直属总统机构“共同成长委员会”颁布了“中小企业固有行业指导方案”,指定了面包店、咖啡店等作为小微企业固有的经营领域,禁止大企业从事玉米油加工、豆腐加工、辣酱加工等行业的生产,对大型超市和商场的经营时间有明确的限制,如韩国政府将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周日规定为休息日,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并且韩国法律要求政府机关、地方自治团体和按照特别法设立的特别法人应优先采购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商品,且政府采购中,这些企业的产品比重不得低于50%[3]

(四)韩国服务业发展规划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韩国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率的模式已初显乏力,韩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服务业。
一是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韩国政府对从事服务产业的中小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自2002年起,韩国产业银行和企业银行每年提供10亿美元用于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2009年韩国信用担保基金和韩国技术信用担保基金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提供的资金支持由2008年的0.7万亿韩元和1.2万亿韩元提高到1.2万亿韩元和1.7万亿韩元。
二是实行税收优惠。韩国自2002年开始对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实行税收减免的税种由6个增加到18个,对中小企业特别税额扣除由13个增加到24个,对进驻产业园区的服务企业提供地方税减免优惠,财产税和综合土地税在5年内减免50%,服务业必需用地税率从0.2%-0.4%调整到0.2%-1.6%,并将体育设施建设费涵盖在学龄前儿童教育费中予以返还。
三是完善保护服务业发展的相关制度。2008年,韩国政府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包括健全文化风险企业管理制度和广播广告管理规范,调整外国电影和本土电影放映影院的分配比例,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产品的通关检查等。
四是优化服务业投资环境。韩国政府鼓励国内外企业对服务业进行投资,2004年起,对外资比例占总投资比例超过30%且外商投资总额达到1000万美元的绿地型投资(新建或扩建)工厂,行业仅限111种服务业和部分工业等的大型投资实行部分现金返还优惠政策。
二、中韩经济转型的共同面和差异面
中韩经济转型有很多相似之处,且中国经济转型兼具韩国后两次经济转型的特点,使得韩国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可借鉴的样本。

(一)从经济结构特征来看,中国当前经济结构与韩国1992-1997年转型期的经济特征相似

韩国1992-1997年投资率也较高,约为40%左右,政府主导模式发生转型后,投资率呈现下降态势。中国自2000年以来,投资率从34%不断增加到2011年的48%,2010年以后,消费率开始有所增加。依靠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出现转折,出口出现下降。中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由2006年15.1%下降到2014年的4.3%。有关研究显示,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时,会出现增长拐点,增速开始下降。中国从1%到2014年增长为12.13%,维持出口高增长几乎不可能。从其他发达国家数据来看,美国出口份额最高时达到12.8%,发生在1999年;德国出口份额最高时达到11.8%,发生在1990年;日本出口份额最高时达到9.8%,发生在1993年。
从产业结构来看,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2006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2.2%,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其后逐步下降,到2013年跌至37%,服务业比重则上升到46.2%,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内部,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技研究技术服务业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占比不断增加。按国际规律,由于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率往往慢于工业部门,同时,由于服务业价格增长相对工业品价格上涨较快一些,则诱导劳动力转向服务业部门,这就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也将减缓。韩国的高速增长期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早期大约持续了三十年,简单类比的话,中国的高速增长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的,至今已近40年,说明中国与韩国可比的快速追赶时期基本已经完成了。

(二)从经济转型的目标来看,中国当前经济转型要完成韩国三次转型的目标任务

中韩转型都围绕着如何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展开。韩国前两次经济转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基本确立,而中国当前的转型正在大幅度缩减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韩国当前的经济转型突出进一步放开准入、强化经济民主和发展创新型经济等,这些同样是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任务。例如,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中国制造2025”与“韩国制造业创新3.0战略”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战略目标类似,都体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以企业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以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对研发设计长期投资,提升品质、设计、品牌等非价格竞争力等。相比“韩国制造业创新3.0战略”,“中国制造2025”需要进一步关注大企业的带动作用和产业软实力的作用。

(三)从不同时期的重点领域改革来看,中韩两国强调共同的重点领域改革

韩国两次“四大改革”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均有体现,公共部门改革、劳动改革、金融改革、市场准入改革等都是中国改革的重点领域。
例如,中国新一届政府坚持“放管服”改革,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下放约1/3的行政审批事项,提供“一站式”审批服务,大幅减少和规范涉企收费及审批评估事项,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极大激发市场活力。
例如,韩国建立基础坚实的经济,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对应的是“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其中的一项改革任务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为落实该项任务,2014年,中国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要求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公平监管、夯实监管信用基础、改进信用监管执法。2016年6月,中国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有序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政策制定机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对照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生产经营行为4个方面共18条标准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四)从未来转型发展方向来看,中韩两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多相似问题

目前韩国经济结构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潜在增长率下降,公共机构经营不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失衡,服务业发展受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等。除最后一项外,这些问题同样在中国出现。例如,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虽不断提高,但服务质量和多元化程度无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带来的消费外流问题严重。2015年,中国在亚马逊网站的购物量超过前20年总和,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出境旅游消费达到1.5万亿元,其中购物消费占50%。教育、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还受到准入和监管限制,迫切需要推动服务业品质提高和体制改革。

(五)中韩两国经济转型的差异面

中韩两国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改革传导链条长,由于国内市场提供的回旋余地较大,外部冲击对经济转型和改革压力形成的作用有限,开放或危机倒逼改革的力量也有限,改革的阻力,包括现有发展路径依赖、既得利益集团等,很难像韩国一样在危机面前土崩瓦解,因此,中国也就更容易错失改革良机,更需要在稳定当前经济增长和加快改革间把握好平衡力度,积极主动推进市场化改革。
韩国对外部经济危机的敏感度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可比国家中,大约60%的国家发生危机的次数都比韩国少。主要原因有:一是外向型经济有关,二是韩国偏好债务融资(尤其是短期债务),而非股权融资。韩国政府曾限制外国资本投资本国企业,偏好进口设备及专利,尤其是韩国财阀宁愿通过发行债务扩张。韩国的FDI水平一直较低,外国投资者也指出,韩国家庭纽带延续的重要性、韩国商业环境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的缺乏、紧张的劳资关系都是FDI流入的障碍。
三、中国经济转型可借鉴的韩国经验
一是“中国制造2025”要关注中小企业产业链的构建和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性。“中国制造2025”需要进一步关注企业作用,发展大型骨干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产业链,以产业带动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在重视硬件设备改进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教育、培训、大力引进国外经验等方式来提高软实力,特别是要重视设计、包装、质量等软实力的提升。
二是中国服务业发展要重视深化改革和提升质量。更加重视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扩大包括金融保险、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机融合,有效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医疗、教育、旅游、养老等生活服务业对外开放,在继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工艺流程的绿色化、生产和消费的低碳化。建立一批体制机制环境比较成熟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价值创造。促进形成产业集聚中心,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包括法律、金融服务等,如首尔作为金融中心,集聚了131家金融公司和39家保险、年金公司和90家金融及保险服务公司,占韩国金融产业实体的24.5%,这种中心集聚具备强大的辐射功能,有效地提高了政府运作效率和提高信息资源的开放度。以信息技术为支持,将现代服务业由生产向生活全方位发展,将互联网技术渗透到生产模式、商业模式和消费模式中,促进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的发展,让电脑多媒体、数字化视听设备和互联网成为新型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培育新的服务业核心增长点。
三是要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系统化精准扶持体系。在融资支持上,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机制,考虑以中央和地方财政设立担保机构,支持建立地方中小企业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发展和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有效解决中国中小企业担保难、抵押难问题,拓宽融资渠道。在降低企业成本上,对于小微企业可实行较低的税收优惠或减免。在服务支持上,强化为中小企业提供从产品出口手续到客户资源拓展等全过程全方位的支持,具体包括搜集国内外市场信息、海外人才招募、解读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援中小企业海外投资与市场开拓等。
四是应对危机慎用刺激政策和积极推动金融改革。由于历史、地理位置和安全形势等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一直是韩国人关注的焦点。韩国在第一次经济转型期间,为保持高速增长出台刺激政策,但也积累了未来发展的风险。在第二次经济转型期间,并没有为保持高速增长速度,以国家出台强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不断降低货币供应量,M1、M2增速均保持下降的趋势,引起信贷资金减少,也推动了经济放缓,这即是经济转型期面临的,在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间进行的两难选择。同时,90年代末韩国政府借助亚洲金融危机的机会,果断破除政府信用担保,推动企业并购重组和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五是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商业模式和战略配合机制。韩国企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从纯商业角度出发开拓国际市场,韩国企业运作大项目的商业模式和大企业间战略配合机制都较为完善。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增速不断提高,迫切需要完善的市场化模式来引导。中韩两国可以强化商业模式合作和战略上的配合,避免两国大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实现互利双赢。
 



[1]贸易特化系数是通过计算某行业的进出口差异和交易规模来测评出口竞争力的指标,正值说明出口专业化,负值说明进口专业化。
[2]中国智库·第5辑——20家跨国公司检验中国改革[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6
[3]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0/22/c_1238517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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