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联系我们 | 加入收藏
 
 
首 页 | 本所概况 | 本所动态 | 改革跟踪 | 在研课题 | 研究成果 | 学术交流 | 体制文稿 | 出版物 | 友情链接
2018年08月17日 星期五   网站搜索
体制文稿
 
 
  联系我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草厂街1号 邮编:100035
电话:010-66188884
传真:010-66185883
E-mail:lizh@china-reform.org
  友情链接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体制文稿 首页 > 体制文稿
 
中国互联网行业群体性崛起的经济政策研究
日期:2016年09月07日
 
 

马聪卉
 


一、互联网的特征规律与政策诉求
(一)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
1、基本特征——起步晚、发展快、规模大、影响广
我国于1994年接入互联网,1995年出现商用互联网服务,起步虽然较晚,但发展极其迅速。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50%。也就是说,全国已经有近一半的人口在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其中将近90%为手机网民。
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网络带宽的提速,互联网应用内容的日趋丰富,互联网已经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经济发展格局和信息传播格局,深刻改变着个人的生活、工作、娱乐休闲方式,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要素和基础支撑。
中国的互联网催生了活跃的信息、通信和技术产业、繁荣的社交网络以及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计,2015年我国互联网服务收入将突破8500亿元,同比增长34%,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则会向15万亿大关发起冲击。与此同时,互联网对信息消费的拉动作用也将进一步显现,工信部、发改委等权威部门预测,“十二五”后三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15年年底,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三万亿元。
互联网对就业的促进也是非常可观的。 中国就业促进会的报告推测,仅淘宝平台一项就创造了866.22万个就业机会。围绕着300多万家活跃网店,从网店经营到物流配送,乃至为平台运营提供网络基础设施,淘宝平台衍生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这当中有根据淘宝网店发展需求不断细分的新行业,如淘女郎、网店代运营、网店装修等,也有从淘宝平台的发展中获得新发展机遇的传统行业,如快递行业便是其中一个代表行业。
2、独特性——本土企业群体性崛起
我国互联网行业最大成就在于,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技术依赖型的互联网领域迅速跻身于世界前列。尤为可贵的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领域,本土企业呈现普遍的竞争活力,确立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这在现代产业经济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目前,几乎所有市值不低于10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都是美国或中国企业。“中国和美国主导着互联网”这句话绝不夸张。从Alexa排名来看,世界前20网站中,中国网站占8家,依次为百度,QQ,淘宝,新浪,hao123,网易,微博,天猫。除了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巨头以外,京东、奇虎360、搜狐、网易、新浪、携程等一共71家公司在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挂牌交易,虽然还不能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抗衡,但是在一片美国公司的榜单上,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日益提高。
上述知名互联网企业是在体制外,自下而上,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角逐而出的。这与石油石化、银行、通信运营商等占有相当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走了不同的道路。从绝对规模上来说,我国互联网企业的“盘子”还很小,2015年,《财富》发布的中国500强排行榜中,入选的互联网公司只有8家。但是,这些互联网企业呈现出的无所不在的创新热情,面向市场的竞争活力和充满想象力的前景,是不能简单的用会计收入衡量的。
(二)互联网行业的本质
1、互联网的核心是“信息”,依托信息技术,挖掘信息价值,为资源配置的重置和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推进提供机会
如今互联网几乎无所不在,那么互联网到底是什么,提供什么价值,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从字面意思看,互联网(Internet)就是计算机的交互联网。计算机技术是人类在信息处理领域的一次革命性进展,当计算机实现异种机网络互联后,迅速在军事和科研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不久变实现了Internet向全社会开放,在与现代通信设施和技术手段结合后,Internet迎来商业化机遇,随着世界各地无数企业的涌入,很快发现它在通信、数据库、检索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潜力,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互联网世界。从单机模式,到联网模式,再与现代通信网络融合,从而进入到大众领域,互联网始终围绕着“信息”做文章。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就是信息资源价值。
在人类的历史上,信息永远是一种约束性存在,我们始终要在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准确的条件下进行判断和抉择。但是基于信息技术的互联网应用带来近三十年的指数级变革。信息能量得到极大的释放,信息如洪流般淹没了我们,信息爆炸代替了信息不充分,甚至导致信息过载和信息焦虑等问题。
乐观派认为,信息革命是工业革命之后推动人类前行最伟大的动力;我们正处于继工业时代后的信息时代的前期;科技革命让“物质”和“能量”占据了我们的世界观,那么信息时代后,“信息”已然成为我们世界观的核心;信息交换效率的极大提升带来全球资源交换,资源重新配置的大机遇,可以媲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物种大交换对整个世界的深远影响。不乐观的观点认为,由于硬件、软件和网络领域的创新会被迅速模仿与复制,从而使信息技术很快演化为所有企业都可以共享的基础性技术,从而无法再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当然,当IT变成一种基础性技术,成为一种普通资源时,可以为大多数企业所应用,其经济和社会效益能达到最大化。
综合来看,互联网的核心价值是对信息资源的释放,而信息资源是否能够实际发挥效用,切实提升生产力水平,在具体行业,具体业务和服务领域有着不同的进程。现实来看,信息时代替代工业时代的确有很多潜在价值的想象空间,但是未来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不可能准确的预测。因此,在战略方向上,即不能蒙住眼睛,视而不见,也不用完全迎合,全盘肯定。
2、互联网行业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一个产业
无论是从概念理念来看,还是从现实已知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来看,都不能将互联网简单理解为一个产业。产业是提供相同或相似产品的集合,而互联网显然不是提供某种单一的产品或服务这么简单。互联网行业或者互联网企业不能被套用在某一个具体的行业部门规范和制度内;相反,互联网必然对现有的行业管理框架、逻辑、行政方式的带来很多挑战。
互联网金融提供的网上支付、O2O理财、P2P、众筹等绝大部分业务的本质仍然是金融服务。网络商城、B2C提供的服务本质仍然是零售业;网络拍卖的关键还是拍卖;在线教育本质上还是教育服务;在线医疗也绕不开线下的传统医疗;网络媒体,视频网站的一般模式也是将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内容以互联网的形式传播出去。
3、互联网商用的特殊性在于强大的正外部性和价值外溢
对互联网的认识和评价常常落笔于“重大影响”几个字上。包括:1)改变个体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2)重塑了公共生活,改变信息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生态和公众参与方式;3)催生新型产业形态,大大提升生产效率;4)互联网对某些产业具有强替代性,甚至可能颠覆某些传统产业的盈利模式,从而导致具体产业的衰退和损失;5)开发新的价值市场,包括对信息资源价值的挖掘,大数据、云计算、搜索引擎、位置服务、虚拟空间等等,这些市场和服务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是无法实现的。
总体上看,互联网的“价值外溢”特性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一方面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这些正外部性效应主要体现在消费端、互联网增量市场,以及远期性影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负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对现有传统行业的替代甚至颠覆,这种负面影响是现实而具体的。
具体而言,价值外溢好的方面包括:(1)技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技术外溢程度高,后发国家和企业的学习成本低;(2)网络服务的确提供便利性、效率性、资源性等切切实实的价值,这些价值通常是多元化的,分散的,虽然难以被具体提供的企业内化为收入,但是如果与其他网络资源,服务平台结合,很可能发挥更大效应。例如,很多没有盈利模式的网站仍然能够获得风险投资,就是因为网站本身虽然不能获利,但是数据库和平台,以及用户基础都是一笔可观的资产。这也解决了互联网行业的资金门槛问题。事实上,互联网行业对冒险型资金的吸引力极大,互联网的“烧钱”模式也是源于此。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强的时候,“热钱”涌入,各种VC、创投、风险资金在各种各样的互联网项目中“撒钱”;而在资金紧缩时期,互联网也往往是首先受到影响的。互联网行业的几次泡沫就是与资本的过度投资相关联。坏的方面包括:(1)免费、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文化基因导致服务本身即使提供再大的价值,也难以内化为企业收入。因此,互联网行业伴随最初的网络新闻,门户网站,电子邮件等应用,始终有个疑问,“如何盈利?”这在其他同样创造价值的行业领域是从未遇到过的。(2)颠覆很多产业的传统收益模式,例如音乐唱片领域,版权收入模式受到很大冲击。
(三)政策启示——市场主导,政策跟进,小修小补,开放包容
我国互联网行业是市场自发的,自下而上兴起的,这点与纽扣、制衣等很多小商品产业相似;不同的是互联网行业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对社会生活生产、文化思维全方位的渗透,这一点又是我国传统行业(产业)管理体制中从未碰到过的。互联网的政策必须以开放、包容、鼓励创新为基本原则。第一,不要妄图“引导”互联网行业发展方向。第二,不需要颠覆性改革现有的行业管理体制以“迎合”互联网发展。第三,保持基本的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态度,积极面对互联网所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是制定合理政策的前提。
二、我国互联网企业群体性崛起的要素分析
(一)天时、地利、人和的三重叠加成就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群体性崛起
借鉴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框架,即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撑性产业、企业战略、机会,以及政策环境六个方面,分析我国互联网行业的竞争环境,追溯行业发展脉络,探究行业竞争优势。用我们古言讲,天时、地利、人和三重条件的叠加才能有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群定性崛起。“天时”包括机会和优势;“地利”是政策环境;“人和”是企业家本身的能力。只有当这三个因素完全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才出现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群体性崛起现象。
互联网行业似乎天生适合在中国发展。我们拥有巨大的,处于上升期的市场购买力和网络消费习惯,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大批的有知识有理想的科技人才储备,有全面的产业配套,有产业聚集力量,有浓厚的创新文化;在这些基础上,一批有着优秀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脱颖而出,利用互联网技术、资金进入门槛低的行业特征,切入我国传统产业“不给力”的领域,利用“给力”的中国制造优势,抓住语言文化和监管区隔滞碍国际龙头企业的机会,并且也“钻”了我国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的空子,通过不断的尝试、创新和本土化改造,终于实现了我国互联网行业的普遍性发展壮大。
总结起来,我国互联网企业全面崛起的几个关键词包括:市场巨大、增长迅速、基础完备、配套齐全、人才丰沛、资金充足、企业努力、各种机会。
(二)企业家创投群体是“关键”
最关键还是“人和”,即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团体就像种子一样,一旦遇到适合的土壤温度,看准市场机会,即使很多看起来是劣势,具有创意和执行力的企业家也能将其扭转为优势。例如,金融体系不完善,对于电子商务业务来说是个很大的劣势,ebay几乎就折在这上面;但是阿里巴巴创造性的推出支付宝,为买卖双方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又可以信任的支付平台。并且以支付宝为中心,又渗透到互联网金融领域,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最大的资金托管巨头,带动了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
没有企业家自身的努力,即使有机会,条件再好,政策环境颇佳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普遍性的行业成就。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缺乏企业家群体的情况下。典型的国家如印度,同样拥有人口红利和软件人才聚集的情况下,在开放包容的氛围中,却没有发展出一批印度互联网企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企业家创业群体。那些在硅谷担任顶级工程师和公司高管,在印度出生的信息技术产业精英,“回流”和“反哺”其出生地市场的愿望远没有从在美国长期学习和工作的中国信息技术精英强烈。2009年中国本土之所以能够涌现出大批移动互联网公司,在于从1998年第一波互联网创业浪潮开始,中国的互联网创业生态就在不断成型,这个生态中有成功的连续创业者、VC、天使投资人创业公司、成熟的互联网大公司等等,而在印度,这样的积累和生态体系是缺位的。
政策环境和机会优势的因素也很重要。以IP电视和互联网电视为例,虽然相关企业已经非常努力,发展“互联网+电视”模式,意图改造传统电视播放的运营模式,但是始终受到广电监管机构的各种阻挠,难以实现普及性应用。另一个例子是十年前的视频网站难以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网络带宽速度慢,不能支持高清视频的流畅播放,用户体验差。近年来,随着基础光纤网络的升级改造,光纤到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上网速度,为网络视频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企业家群体这把“种子”本身也是政策环境改善,国家实力全面提升,经济健康运行的产物。
(三)政策追溯——改革的制度红利
波特(2002)认为,在企业竞争的成功上,国家环境确实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有些国家所提供的环境似乎比其他国家更能刺激产业进步和升级。回顾我国互联网行业的起起落落,政策环境的红利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市场规模潜力得到释放,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工业体系趋于完备,制造优势突出,大城市发展水平向发达国家靠拢;新生代人才全面进入中国市场经济平台,在计划经济外创业,敢想敢干敢突破,与互联网开放、自由、创意这个平台完美契合。他们对新技术,对未来充满理想,心态阳光,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和前沿创新社会的中坚力量。
其次,制度改革构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基础通信领域的改革重组,使互联网上游产业较早的建立了高度竞争的市场机制;简政放权的加快,以及金融领域改革深化,大大降低了创业企业的投资门槛;科研机构体制的改革和大学扩招,更是为行业提供了直接的企业家种子人才和基础性支撑人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为互联网行业营造了宽松、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这是我国互联网行业市场化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三,相关制度不完善,或者刻意的制度安排为互联网发展带来了契机。人为区隔对我国企业抵御国外互联网“巨头”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知识产权、行业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明确”或“不执行”为互联网切入某些领域提供机会。
三、互联网政策环境的思考
(一)正确理解经济政策的作用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即不存在纯粹的自发市场,也不存在政府完全控制的市场。政府的干预和市场作用始终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简单分类的话,经济政策可以分为直接政策和间接政策两类。直接的经济政策类似于通常被认为的日韩产业政策模式;间接的经济政策是欧美国家比较推崇的一种理念。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企业或者产业。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确保投入要素能够高效地使用和升级换代”。本文认为,两种性质的经济政策不能简单的论高低,要放在具体的国家环境和具体的产业中来选择。当然,政策目标的不同,或者多重目标的权重不同,也会影响经济政策的选择。在现阶段的中国,针对互联网行业,应该以间接经济政策为原则。
此外,要从市场运作的结果反推经济政策的作用和效果是十分困难的。整个经济体系是个系统性关系,互相关联、作用、影响,任何政策在通过经济系统的过程中,其结果都不是直接线性的呈现出来。可以说,经济政策是一个集合,不能讲每条措施与行业表现一一对应。间接的政策影响更是要审慎考虑,例如,城乡剪刀差政策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劳动力红利,但是不能反过来以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为目标,要求剪刀差政策继续下去。同理,对互联网的人为区隔的确为本土互联网的发展提供契机,但是不能反过来就认为,为了保持本土互联网的优势,继续、甚至加深这种人为区隔政策。
(二)互联网行业带来的启示
虽然不能仅以互联网一个领域的经验,就给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技术领域实现“逆袭”的政策处方。但总归是有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第一,面对一个市场竞争激烈的领域,原则上要尊重市场自发力量。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拼创意和执行力的行业,已经形成自发展、自循环的产业体系。政府不要妄图“引导”产业,而是要让产业“引导”政策。尤其是在市场优势尚不突出,机会未到的时候,政府的“拔苗助长”是没有用的。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掀起一股兴建科技产业园区,科技孵化器等项目的热潮。这些规划方案对行业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产业聚集是市场万有引力的结果。不是政府靠想象和规划出来的,无论其出发点如何,实际上都不符合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不利于产业竞争合力的形成,甚至会分散正在形成中的产业聚集力。另一个反面例子是政府的直接补贴或退税政策。实际上,在市场激烈竞争环境中,没有一家企业能够通过补贴或减税获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政府寻租行为以及对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更是会扰乱正常的市场活动,产生不良的行业氛围。
第二,科技型产业的经济政策还是要围绕人才做文章。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就说明科技型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包括技术人才、创意人才,企业家人才等等。因此,政府政策要围绕人才培育,鼓励人才创业实施,解除一切约束科技人才通过创新活动获得合理收益的制度约束。
第三,主动承接发达国家技术溢出、信息溢出的难得机会,为降低行业技术门槛提供方便。面对互联网IT技术独特的开放、免费、分享基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就能跨越技术门槛,加快与发达地区的技术更新保持同步,这在其他科技型产业中是很难想象的。当前我国互联网领域实施的人为区隔政策,的确在行业发展初期为本土企业提供了一定契机,但是即使没有“墙”,外国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折戟的也不再少数。区域阻隔既不是我国互联网企业成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只有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无论面对外国企业还是本国竞争对手,具备扎实竞争力的企业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
因此,区域分割为产业保护的目的是弊大于利的。国际技术外溢的机会下,我们能够获得技术性红利的机会可遇不可求,而且计算机互联网的技术正处于知识爆炸期,必须紧紧跟随先进技术的走向,保证国际间技术信息交流的通畅才可能维持我国互联网以及计算机相关产业的水平。
第四,当政府与新兴行业之间存在文化鸿沟时,管理制度的改革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倒逼的途径逐渐实现。“互联网+”的全面发展,必然会带来大量新兴市场主体的涌入,尤其是“自雇型”经济的发展,给我们传统的市场准入监管带来极大挑战,尤其在行政垄断壁垒较高的行业。例如,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垄断性行业,市场准入壁垒较高,存在众多政策性约束条件,不利于相关市场主体创新业务的开展和运营。比较直观的建议就是,1)要求行业管理方式从事前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管理为主。2)加快互联网专门立法,调整现有法律法规,将其适用范围尽量延伸到互联网上;3)协同监管,构筑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条看来,其实这些都很难做到。行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大课题,除去体制改革和法律法规修改本身的难度而言,管理制度的改革也不能仅仅考虑互联网发展需要这一个因素。如何在新兴行业和被替代行业之间寻求社会福利损失最小的改革方案更是难上加难。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行业管理的手段、思路跟不上互联网行业的变化和需求是必然的,一般的手段就是调整法律,将互联网模式纳入传统管理领域,却很少另起炉灶,从根本上颠覆原来的管理框架。但是在我国这类冲突案例说明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与互联网行业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知识、信息、体验的鸿沟。政府与新兴行业之间难以沟通,似乎不在一个频率上,经常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对行业发展的认识也常常有很大分歧,无法出台普遍接受的改革方案。在这个前提下,管理体制的改革必然缺乏“自上而下”的动力。
因此,在文化鸿沟存在的前提下,不能指望管理部门的主动改革,而是要依靠市场力量,在大众普遍认可的既成事实的气氛下,倒逼具体法规制度的修改,实现行业管理制度的“小修小补”,“自下而上”逐渐推进规则改革、制度改革、体制改革,甚至决策机制的改革。
(三)互联网领域下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
首先,放松防火墙管制,降低国际间信息、技术交流的壁垒。关键是放松管制,不是说要立刻完全开放。其次,深化工程类学校和科研院所改革,职务发明个人化,形成依靠知识、专业技术致富的正常途径和氛围。第三,基础网络设施投资领域,探讨国有运营商的公益性、战略性责任与市场效率责任的划分。第四,研究促进互联网企业资本结构转型的政策,探讨加大债务融资比例的办法,促进互联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降低风险波动。第五,除非在基础设施,或战略目标领域,缩减对企业直接补贴的范围和数量。第六,加强各级政府与行业市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缩小文化鸿沟。第七,平衡新兴行业与受冲击的传统行业群体的利益,做好协调过渡工作,有节奏的调整行业管理的制度和规范。(作者系市场体制研究室  助理研究员)


如报刊采用,请先联系确认。
 
  版权所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京 ICP 备14041224号
  Institute of Economic System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